1937年8月14日,第二次淞沪会战打响了。
资料显示,截至10月底,南京方面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了60万人。作为对比,日军的总兵力大约在13万人左右。
遗憾的是,尽管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据着绝对优势,并展现出了非凡的英雄气概,但训练水平以及装备上的巨大差距,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11月8日晚下令“所有部队撤出淞沪战场”。
经此一役,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二十五万,其中60%是以德械师代表的中央军的精锐部队;日军的折损大约在四万人左右(当然也有观点认为,他们的伤亡数字超过了8万人)。
“无法取胜”的南京保卫战
几乎在中国守军全面撤退的同一时间,日本华中方面军兵分两路,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,沿沪宁铁路线向西挺进;另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,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。
11月11日,时任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“告市民书”,沉痛宣告——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。
日军在占领上海后,野心更为膨胀。11月15日,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,“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,如果把握战机,断然实施追击,二十天即可占领南京”。
华中方面军对“占领南京”的意见表达了高度认可。原因很简单,“现在各阵地敌军的抵抗,均极其微弱。我军如不继续进攻,不仅错失战机,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,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,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”。
此时的南京守军,一部分是从淞沪前线撤退下来的第36师、第87师和第88师,另一部分是从各地抽调的10个师,合计约12万人。加上教导总队、宪兵部队、江宁要塞部队等,守军总人数大约在15万人左右。
其中,新补充的约3万名官兵,几乎没有接受什么正规训练,即战力非常有限。
毫不客气地说,这样一支疲惫不堪且士气低落的军队,几乎无法守住南京。因此,南京是战是守,意见不一。
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坚决反对“固守”,比如白崇禧主张进行游击战,刘斐主张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,做象征性防守即可。
鉴于南京是首都以及“先总理陵墓所在地”,因此蒋介石坚持认为,“国军不可不作重大牺牲”,甚至一度表示“愿自负死守之责”,但高级将领们普遍认为“统帅不宜守城”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尚在养病的唐生智遂自动请缨。
11月19日,国民政府发布“移驻重庆宣言”。与此同时,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,刘兴为副司令长官,负责守卫南京,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。
12月4日,中日两军开始有了小规模的交火。9日,日军主力开始向南京发起了全面进攻,同时向城内空投了“投降劝告书”,在要求守军在10日之前开城投降的同时,承诺“善待留在城内的普通市民”。
面对敌兵压境的惨淡局面,城内的部分守军官兵为了获得平民装束,方便易装逃跑,居然杀害和抢夺了不少老百姓。
眼见形势不妙,蒋介石在11日向唐生智发去急电,要求“如情况不能久持时,可相机撤退,以图整理,而期反攻”。次日下午,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,下达了“弃守南京、分别突围”的命令。当晚,他乘小船离开南京。
因为唐生智一直对外宣称“与南京共存亡”,因此各路守军从未制定过撤退计划。伴随着最高指挥官的逃之夭夭,城内守军几乎全线崩溃。
12日,日军继续大举猛攻。很快,中华门、中山门、雨花门、光华门等多处被突破。于是,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,少部分渡江撤退。
遗憾的是,除了一小部分部队突围外,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,造成了极度混乱的局面。
比如在挹江门外,“被踏死者堆积如山, 仅有之少数船舶,至此人人争渡,任意鸣枪。船至中流,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,沉没者有之,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”。
13日,日军攻陷南京。在接下来的七周里,城内的所有中国人,不分性别、年龄,都遭遇到了灭顶之灾。
谁是佐佐木到一?
南京沦陷后,很多未能突围的守军官兵,要么沦为战俘,要么主动向日军投降。那么问题来了,日军是如何“处理”这些俘虏的?
对此,上海派遣军第16师团长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(1881—1945)中将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表示,“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,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“。
1)佐佐木到一的“中国之游”
12月14日凌晨,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下达命令:“各部队至师团有指示前,不得接受俘虏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该旅团的旅团长佐佐木到一(1886—1955),与中国有着一定的渊源。
天性叛逆,性格乖张的佐佐木到一,在青年时代备受冷遇。鉴于此,日本一直看重的段祺瑞或张作霖等北洋政府要人的军事顾问职务,他根本没有机会得到。
1922年,他被派往“谁都不感兴趣”的广州,就任参谋本部驻广东武官一职。
但初到广州的他,迅速被“完全没有个人野心”的孙中山所折服。
他发现,国民革命军具有高昂的士气和严正的纪律,国民党是由一些“人格高洁”的人组成的,故而对国民党人的国民革命理想产生了共鸣。
他还判断,即使北伐会稍稍威胁日本权益,但从长远角度来看,“支持殖民地状态下追求自立的中国革命”也是符合日本利益的。
但是,1928年济南惨案的爆发,让时任北伐军与日军联络官的佐佐木到一大失所望。在他看来:
国民革命军已经全面堕落,与过去的北洋军阀一样,退化成了封建性的私兵集团。
在国民党中,蒋介石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。实际上,他不过是以自己的政党,高举国家之幌子,出卖国利民福以图私利,标榜国家统一的政客而已。
在经过“沉痛的反思”之后,他从先前的期待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的看法,转变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中国。他甚至认为,“北方张学良的统治方式,为一般中国人所喜欢”。
虽然他的观点不是主流,但“军部之人大都怀疑国民革命军的真正价值,并轻视之”的现状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1932年12月,佐佐木到一被任命为“满洲国军政部”顾问。他以实现“民族协和”的梦想,集中精力于“满洲国军”的建设,取得了“不俗的成绩”,以至于被誉为“满洲国军之父”。
但值得玩味的是,有资料表明,他似乎对日本人仅仅将“满洲国”视为殖民地的态度颇为不满。
2)令人发指的暴行
1937年8月,佐佐木到一被任命为第十六师团步兵第30旅团的旅团长。
在13日攻入南京城后,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,“我决不是泄私愤,背信弃义的人终究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。这是我一贯信守的格言”。
其结果就是,被他的部队俘虏的中国官兵,几乎无一人生还。
对此,佐佐木到一在13日的日记中表示:
今天,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,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。此外,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捉到的中国俘虏,合在一起计算,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军两万以上。
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,其数量高达数千人。
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,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。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,别说士兵了,我自己也想说,“全都干掉吧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,他在13日登上南京和平门后,写下了一首名为《进攻南京之歌》的诗歌:
绵延无尽的护城河啊,七日十日这些日子,渡啊,渡啊,不断地渡过护城河。
于心不忍啊,草丛下铺满尸体,河水中泡满尸体。
悠悠四千年,千古流淌的长江啊,江畔是不断行进的马队。
耸立在天边的紫金山啊,明孝陵就在脚下,谁不感慨国家兴亡。
夜将过,黎明将至,旭日沐浴着金陵,城头高高地飘着旭日旗。
那遥远的东方之海,是旭日升起的地方,万岁响彻云霄。
面对南京城头到处飘扬着“旭日旗”,“眼角发热”的佐佐木到一表示,“我敢肯定,站在南京城头,最有感慨的人莫过于我了。”
与此同时,他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:
安息在紫金山中的孙文之灵,一定对蒋介石的鼠目寸光扼腕叹息并哭泣吧。
现代化城市一朝便成了黄粱梦。战火还在城中熊熊燃烧,浓浓黑烟直冲云霄。此时此刻,更深刻地感受到“国破山何在”之意。
12月17日,日军在南京举行入城式。此情此景,令他在日记中“意犹未尽”地表示:
数十万军人在皇威下,肩负着皇国兴亡之大任,同心协力,才获取今天的荣耀。
无须多言,7万人的鲜血染红了江南大地山川。干杯庆贺,吾等敬重的军司令官殿下今天看来也特别容光焕发。
3)无法掩盖的罪恶
对于第30旅团做出的令人发指的行径,时任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随军翻译的穴泽一寿的日记里的这段记录,可以作为“呈堂证供”。
1938年初,穴泽一寿与同学直林和白山二人,特意会见了“高个子、红脸膛,像个野人似的”旅团长佐佐木到一。
在寒暄了几句后,白山就气愤地指出:“老实说,我对日本军人的行为感到失望。屠杀、暴力、掠夺这些事如同家常便饭,照这样下去,完全称不上是什么皇军。”
不出所料,佐佐木到一顿时火冒三丈。他先是怒不可遏地表示,“你们这些来旁观战争的毛头书生懂些什么!同伴被杀,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被杀的士兵们,干点那样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!”
见几人一脸惊愕,佐佐木到一做出了这样的解释,“我们是皇军,我们受到无赖的中国军队的挑战,这次战争是圣战。”
此时,直林说道,“我听说蒋介石不想与日本军作战”。
此时,佐佐木到一突然说了一句“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”的话:“我以前曾做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,而且屡次遭到这个家伙的背叛和耍弄。那家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信誉的男人。”
见气氛有些微妙,佐佐木到一便主动给几个人唱了一首自己写的军歌《讨匪行》,其中里面有这样一句——“遥望紫金山,彼处明孝陵,何人感兴亡。”
对此,穴泽一寿将之解释为“也许他并不是一个恶人,大概即使充满豪气的少将阁下也难以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吧”。
尾声:军国主义者的末路
1938年3月1日,佐佐木到一晋升为陆军中将,调任华北方面军第2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旅团长,并参加了徐州会战。同年8月31日,调任中国驻屯军宪兵司令官。
1939年,担任姬路第十师团复员指挥官,转为预备役;1941年4月退出现役,后转任“满洲国协和会”理事。
即便退出了现役,他依然坚定认为,“中国和军阀时代没有本质上的改变”。这就意味着,“中国不仅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,也没有潜力成为统一的国家”。
正如他在《我这样看中国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”:
中国的本质能改造成什么样子,是很大的疑问。
至少我们不能认为,十年前为各国半殖民地的中国,现在已有了显著的改变。中国现在还是十年前的中国,国民党也回到了十年前的国民党了,极端地说是崩溃。
1945年7月,佐佐木到一被重新征召入伍,担任关东军第四军第149师团师团长,参加了对苏作战。日本投降后,他被苏军逮捕,不久被移交给了中国政府,关押在抚顺日本战犯监狱。
侦讯佐佐木到一的总结意见书认为,“日寇侵占南京时,该犯指挥所辖30旅团,参与南京大惨案,集体屠杀我和平居民10万人以上的严重罪行,至于抢夺、强奸、放火,更是任所欲为”。
可以说,佐佐木到一麾下的第30旅团,是南京大屠杀中杀戮最重、最凶残的部队之一;至于他本人,更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。1955年5月30日,时年69岁的他在服刑期间脑血栓病亡,也成为了最后一个在中国因病死亡的战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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